3.7.3 平台亮点工作
(1)提出一种基于多因素的动物灭绝风险评估框架
全球变化背景下,物种受威胁等级评估是生物多样性监测和保护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环节。IUCN红色名录作为目前最权威、应用最广泛的物种受威胁信息来源,其评估标准却忽视了遗传多样性、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等对物种未来存续至关重要的因素,导致误判物种受威胁状况,阻碍针对性保护措施制定。为弥补上述不足,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监测专项网开展了基于翔实野外调查数据的统计方法技术攻关,通过结合有效种群大小、物种栖息地面积变化等关键因素,提出并优化了物种受威胁等级评估框架,并以分布于青藏高原的10个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龙蜥属(Diploderma)物种为测试对象,对新框架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图3-47)。
图3-47 物种灭绝风险评估
新评估框架基于龙蜥物种分布范围、当前和未来气候适宜区、适宜栖息地和有效种群大小进行秩合统计,计算出每个物种的风险排序分数(risk ranking score,RRS),用于评估物种受威胁等级。评估结果表明,察隅龙蜥(Diploderma yangi)和麒麟龙蜥(Diploderma qilin)当前受威胁等级最高;而帆背龙蜥(Diploderma vela)、巴塘龙蜥(Diploderma batangense)、草绿龙蜥(Diploderma flaviceps)、裸耳龙蜥(Diploderma dymondi)、玉龙龙蜥(Diploderma yulonggense)和滑腹龙蜥(Diploderma laeviventre)预计未来会发生严重的分布范围和潜在栖息地丧失,其受威胁等级应从“无危”(least concern)更新为“易危”(vulnerable)。此外,研究还发现龙蜥物种的头体长、相对尾长和相对头宽与风险排序分数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这意味着这些形态特征可在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初步推断物种受威胁状况。该研究改进了现有物种风险评估框架并展示了其有效性,为濒危物种保护提供更科学、更准确的参考信息,将对研究相对匮乏物种的风险评估发挥重要作用。相关研究成果以“Enhanced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 integrating distribution dynamics, genetically inferred populations, and morphological traits of Diploderma”为题,发表于Zoological Research。
(2)发现1个国家新记录种和5个新物种
2024年,两爬网发现了1个国家新记录种南亚泛树蛙(Polypedates teraiensis)和5个新物种,分别是盐源齿蟾(Oreolalaxyanyuanensis)、南迦巴瓦舌突蛙(Liurana vallecula)、淮源林蛙(Rana qui)、光滑裸趾虎(Cyrtodactylus laevis)和高山壁虎(Gekko alpinus)(图3-48,图3-49)。这些研究成果分别发布于期刊Biodiversity Data Journal、ZooKeys、Asian Herpetol Res和Animals。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还为已知物种的分布范围提供了新的记录。
图3-48 盐源齿蟾图
图3-49 光滑裸趾虎活体照
(3)气候变化对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为揭示荒漠化对雌性繁殖输出和胚胎发育的影响,两爬网杜卫国研究员团队在库布齐沙漠东缘的荒漠草原选取了2处区域(间隔大于1.5km),一处是植被覆盖度较高的生境,另一处是植被覆盖度较低的生境(图3-50)。在两个植被盖度不同的生境共捕获了78只怀卵后期的雌性蜥蜴,观察蜥蜴的繁殖输出特征,并将产的卵在两个生境中进行交互移植实验。实验结果表明,两个植被盖度生境虽然在巢穴深度、植被盖度、巢穴平均值、最低温度和温度波动范围上有显著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未对雌性繁殖输出特征产生显著影响,而对胚胎发育(包括孵化期和孵化成功率)有显著影响,表现为荒漠化使孵化期缩短,孵化成功率升高。该研究成果于2024年以“Climate warming has divergent physiological impacts on sympatric lizards”为题在线发表于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图3-50 采样生境图(A)高植被盖度生境(B) 低植被盖度生境
了解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现代生态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过去几十年中,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经对脊椎动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两栖动物由于其特殊的生活史特征,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巫山巴鲵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被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但目前针对其开展的保护研究较少。两爬网赵天副研究员团队采用最大熵模型预测了当前气候条件下巫山巴鲵的适宜分布区和未来气候变化对其适宜分布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当前气候情景下,巫山巴鲵的潜在适宜分布区广泛分布在中国西南部,包括重庆、湖北、四川、陕西、湖南和贵州,面积为45.61×104km²。其中高适宜分布区主要集中位于重庆市、湖北省和陕西省交界处,面积为6.51×104km²,占总适宜分布区的14.3%。2021~2040年,在SSP126情景下,适宜分布区的总面积增加到62.31×104km²,其中高适宜分布区面积增加到8.89×104km²,具体表现在四川省中部和大巴山区面积的减少以及贵州省内适宜分布区面积的增加。在SSP585情景下,高适宜分布区面积增加到8.16×104km²,新增区域主要位于重庆市东部和贵州省北部。到2061~2080年,在SSP126情景下,大巴山区高适宜分布区持续减少。在SSP585情景下,适宜分布区的总面积增加到53.50×104km²,具体表现在高适宜分布区向贵州省扩展。相关研究结果为巫山巴鲵的保护提供了重要资料,并以“中国一种濒危蝾螈的潜在适宜分布区预测(Prediction of Potential Suitable Distribution Areas for an Endangered Salamander in China)”为题,发表于Animals。
(4)揭示山地两栖动物共生微生物的决定机制
动物共生菌群的决定机制是微生物生态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但气候与动物共生菌群多样性的关系尚未获得系统性研究。山地两栖动物由于迁徙能力和迁移范围有限,不同地理种群的个体往往处于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因而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理想模型。两爬网江建平研究团队利用青藏高原东部126个两栖类动物的微生物样本(64个肠道微生物样本和62个皮肤微生物样本)和101个环境微生物样本(51个土壤环境样本和50个水环境样本),解析了宿主因子、气候因子、共生菌群和环境菌群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图3-51)。研究发现,尽管宿主因子(如物种和性别等)是影响共生微生物群落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气候因子(如年降雨量等)亦是影响两栖动物共生菌群的重要因素,与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和皮肤微生物的功能多样性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我们进一步解析了这一关联性的生态学机制。结果表明环境水体中的微生物群落是两栖类动物共生菌群的重要来源,对环境气候变化敏感,这一敏感性介导了气候因子与动物共生菌群之间的间接关联。这些发现加深了我们对两栖类动物共生菌群决定机制的认识,强调了气候环境对动物共生菌群的塑造作用,提示了气候变化影响两栖动物的新途径。相关成果以“Microbial diversity in mountain-dwelling amphibians: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host and climatic factors”为题,发表于iScience。
图3-51 青藏高原环境对两栖类皮肤和肠道微生物的塑造作用
(5)入侵两栖动物美国牛蛙的适应性研究
美国牛蛙的引入和分布范围扩大是中国发生的严重的生物入侵的一部分。这种有害的两栖入侵物种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经过引进和传播,它在中国许多省份建立了自己的生态位,且分布范围正不断地扩大到更多地区。以往的研究记录了牛蛙的引入时间,以及利用线粒体计算了其在中国遗传多样性的变化,但在中国的具体引入途径仍不清楚。两爬网李义明研究员团队采用全基因组扫描检查了美国牛蛙内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和微卫星,用以筛选来自中国八个省份和美国两个州(包括牛蛙原产地堪萨斯州)的这些入侵两栖动物物种的基因组(图3-52)。该研究共利用1 336 475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和17个微卫星位点计算牛蛙的遗传多样性及其迁移途径。结果表明,湖南种群是最先被引入和传播的,并且可能存在多个亚群的引入。此外,由于瓶颈效应,尽管中国牛蛙种群中SNP和微卫星位点的遗传多样性均低于美国种群,但牛蛙可以适应并迅速传播。该研究将为预防和控制未来将入侵物种引入到中国的自然栖息地提供重要见解。该研究成果以“Variations in Genetic Diversity of Invasive Species Lithobates catesbeianus in China”为题发表于Animals。
图3-52 不同种群中 Lithobates catesbeianus 系统发育树